Interview With Zhang Guohe

Zhang Guohe discusses clashes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Chinese fishing vessels out at sea by Xiamen Port in the 1960s.


  • Name of interviewee:张国和

  • Interview by:吴超慧、王颖

  • Proofreader:陈永明、陈乙燊

  • Keywords:炮连;渔民合作社;阮注成;江贼目船;擒获;台海渔民;气球;日用品;宣传品;食品

  • Biographical info:张国和,男,祖籍惠安濑窟。1944年生于龙海县浯屿岛,1948年随母亲迁到厦门港旧鱼行口。自幼家境贫寒,父母早逝,靠长姐抚养成人。1961年初中毕业后到厦港渔区工作,先后担任过厦门市海洋渔捞公社文书收发,办事组副组长、组长,公社副主任。1982年考入厦门市委党校外经干部专修班进修,两年后毕业,调入厦门市水产局工作,任厦门市水产局副局长,退休后被推选委厦门市渔业协会第一、二届会长。

  • Geographical info:中华儿女美术馆一楼琥珀书店

  • Time period:2013年8月、9月、12月

  • Source: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口述史:厦门港记忆》,厦门:鹭江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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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初期紧张氛围

那时厦大一带驻扎有炮连,曾厝垵也设防严密。当时我十来岁跟年纪比较大的孩子,到曾厝垵挖地瓜,捡花生粒路上部能看到民兵扛着枪,他们问我们为什么来这儿,并且不让我们再走过去。当时的塔头也是戒备森严,连学生都不能去,搞得气氛很神秘。如果随意到海边走动,很容被人怀疑是不是要下海偷渡投敌。总之当时管得很严,山上有观察哨,也不让民众到山上去。外地人很难走进来需要接受盘查。厦门本地人也要会说本地话的才能来厦门港走动气氛是非常紧张的。

因为渔民要出海,属于容易被台湾的国民党兵抓去发展的对象,所以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和政策。当时部队就在渔民当中发展一些积极分子,一般是船上的主要成员,都是一对一发展,渔民自己也不知道船上的谁是积极分子,搞得跟地下工作者一样。这些事没有公开,因此很多民兵的事迹未得到表彰,到后来有很多渔民找我们,证实当时做的工作,同是否能在待遇上给予一些补助。

渔民特殊化

当时对渔民也有特殊化的照题。渔民因海上生产辛苦,所以给他们设立了渔民合作社,专门特供生活物资,如烟、酒等等。在鱼市场门口,还设置了渔民小卖部,供应比较好的产品,如面粉等,这叫作“渔民特供店”,当时惠安、龙海这一带的人很多嫁到厦门,到这边发展,不过外地人还是很好奇,觉得这里是前线,随时可能打过来,他们居然还可以在这里安住下来。

擒获与被擒获

6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厦门港的这种紧张气氛会淡化些,但是涉及海上生产工作时还是会比较警惕。厦门离金门、大小岛近,渔民出海要经过台湾海峡、金门料罗湾,国民党兵会抓渔铅,所以还是挺紧张的。

当时我在渔行公社工作,我的同事阮注成就是渔民出身,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他曾在船上被国民党官兵抓到料罗湾去,后来不仅机智脱逃,还抓了押船的国民党官兵。当时的经过是这样的,溃逃的国民党军队从厦门劫走渔船29艘,这些船大部分被关在金门的后铺港准备接着一起送到台湾岛去。为了防止厦门渔船外逃,驻守金门的国民党军,专门设了一个管理所,严密监视厦门渔船的动静。船上的渔民想回家呀,就不断想办法要逃出去。我同事阮注成当时是一船上的副船长,负责夜间值班。有一次,渔船要转移到嘉礼头避风,他就趁机联络另一条船,叫江贼目船的,准备一起逃脱。渔船驶离港口后,在料罗湾附近转向北淀,阮注成利用两船靠近的机会,向江贼目船发出“帆拉紧”的暗号。这个时候,江贼目船上的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副班长发现情况不妙,对着阮注成船上的国民党军副连长喊道:“你们船上的要造反了!”说完准备跳到阮注成的船上,阮注成及时把大舵一偏,两船距离拉开了,国民党军副班长掉进了海里。这个时候,阮注成船上的旺成、阮再成一起扑向国民党军连长想夺下他手中的枪,渔妇阮美治见状就用力地咬国民党军副连长握枪的手,帮旺成夺下枪,船上其他人员看到副连长被制服,只好械,此时,江贼目船也结束了战斗,共擒获国民党官兵11人,于当天下午胜利抵达晋江围头湾,我一参加工作,注成就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说主要还是趁着国民党官兵海上作业疲惫,抓到了好时机也是因为被抓去的船上渔民比船的国民多,所以抓住他们看管疏忽的机会,反而把他们给抓回来了。在晋江围头湾,我们的部队就把国民党官兵带走了,于是这两艘船都立了功。

可也不是都能顺利脱的,从20世起50年代到年代,国民党军队就经常封锁海面,炮击渔船,抓扣渔民。就在我工作的时候,还碰上这样的事:1964年7月,厦门海洋渔捞公社的一些渔船,在台湾海峡的外斜渔场作业,因为离台海澎湖的大屿岛比较近,伪装成渔船的国民党军队船只窜人渔场,采取突然袭击,抓扣了正在附近作业的厦渔“101号”和“406号”渔船,要把他们拉往澎湖。当时,“101号”大船上只有船长、轮机长及一些妇女和小孩,他们以竹排还在海上为由,一边同国民党军周旋,一边向附近的竹排发出回船信号。国民党军看到渔船只顾收竹排,不愿意跟他们走,恼羞成怒,当场开枪打伤了船上的一位妇女。这两艘渔船被强行拖往澎湖大屿,把正在海上作业的18只竹排、22名渔民丢在海上。竹排上的渔民看不到渔船,22人一条心,18只竹排围拢在一起,采取平潮摇橹、逆流抛顺流漂流的办法以保存体力,在海上艰苦奋战了17个小时后,他们才被其他渔船救助回到厦门港。被劫走的两条大船上还有二十来个渔民,船被拖往澎湖大峪后,渔民被关在岸上的一间小学内,每天被叫去询问,搞政治宣传等,还派了二十多个国民党兵轮流看守,渔民们平时只能在操场活动。渔船被扣押了近两个月,才放回厦门。回到厦门,我们也需要询问这些渔民,一开始还不能让他们回家,要留在船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上去了解情况。也有请他们下来,到工作组的办公地点问话。刚开始,渔民的抵触情绪很大,说:“怎么国民党关押我们,回来你们也不信任我们?”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出于工作需要,这样的问话还是需要进行。我那时比较年轻,但是跟渔民关系处得很好,所以就叫我去问,也就大致了解到以上情况。

台海上的“宣传战”

不过,虽然台海形势紧张,但还是能感受到台海渔民一家亲。他们同在一个渔场作业,在海上经常相遇,台湾渔船钓金枪鱼需要活鱼作饵料,我们的渔船就会送些给他们。台湾渔船在海上机器坏了回不了台湾,我们的渔船就把他们拖回港内,帮助维修,补充物资后再让其返回台湾。随着海两岸关系的缓和,厦门港渔民与台湾渔民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新中国成立前夕被抓往台湾的厦港渔民,也通过各种渠道大陆人的信息,寄送些物资,有的甚至同来探亲。

台湾那边对我们,也不断改变策略。1961年的时候,我在办公室做文书、文秘工作,1964年以后就开始涉入到渔民生产工作中去,负责做一些后勤工作,所以我了解到,早先咱们的渔船活动受国民干扰,他们不让过,会来抓,到了60年代初,他们不抓也不打渔民了,而是改变策略:发宣传品,送渔民毛巾、思容、香烟等,跟渔民宣传台湾的生活多么好。小金门附近,有国民放气球过来,他们在气球底下放了很多日用品、食品和宣传品,气球在空中飘一段时间,气不够就掉下来,在水上漂。他们也会把物资装进密封的塑料管,放在海上漂。顺着潮水,这些塑料管会漂到我们这边的的,可里面不一定都是宣传品和物资,有时也放爆炸物——我少年时期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在白城海滩上就看到这样的塑料管,他很好奇,就去拆,没想到打开时竟然爆炸了他也因此被炸断了双手。

那时候海上相遇,有时国民党兵也会直接送给渔民各种物品。渔民会上缴宣传品,包括一些印有“中华民国”和老蒋头像标识的日用品。我刚好负责收缴这些东西,尤其是那些宣传品,有一间小仓库堆得满满的。其他一些日用品就不必上缴了,像烟酒之类,渔民自己可以留着。因为当时政治上比较敏感,凡与国民党兵船相遇,回来都要被请去谈话,船长、组长全部被请去派出所了解情况并做记录。不仅派出所,对台办、公安局的很多人也要来听他们介绍情况。渔民正常的生产作业因为受到这些政治因素的影响,被搞得很复杂,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我们就只能开辟新渔场了,否则生产会受到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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