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With Ruan Lao Gu

Interview With Ruan Lao Gu

Ruan Lao Gu discusses his experiences at Xiamen Port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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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an Lao Gu begins by discussing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CCP) developed groups of reconnaissance agents amongst the fishermen at Xiamen Port. This allowed the Party to monitor the movements of Kuomintang (KMT) naval form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Senior members also monitored crews onboard vessels for reactionary individuals opposed to communism. These operations were strategic imperatives at the time as Taiwanese forces maintained air superiority over the region at the time. Taiwanese vessels would also at times detain mainland Chinese fishermen, and crews were taught to give specific statements about the plight of their families to convince their captors to release them out of sympathy. On land, a separate group of fishermen were tasked to distribute propaganda pamphlets. 

    As early as 1953, the Communist Party began developing factories in Xiamen. These industries provided an egalitarian pay of 252 yuan to all fishermen per trip, multiplying their income almost tenfold. However, he notes that the fishermen had a culture of living for the moment, stemming from their need to always adapt to changing weather conditions. As a result, they did not develop the habit of saving money, and lost most of the increased income to vices. Comparing his community’s economic conditions under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Ruan notes that while both leaders worked to uplift civilians financially, Mao’s egalitarianism narrowed the income divide in Chinese society while Deng’s policies widened inequality.

    He also discusses how a colleague, Ruan Guoshi, crossed the Taiwan Strait after the Cold War in the 1990s to revitalize the Dragon Pearl Temple, which was once revered by the fishing communities across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By then, the fishermen’s religiosity had declined under Communist rule, and many were not courageous enough to resume their previous practices. As a spiritual medium, he dared speak out against the party later in life. Ruan Lao Gu also helped him organize the temple’s archives in 2005. He also notes that with the resumption of cross-border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the Chinese diaspora has dispersed globally, such that the original hometowns no longer host the true natives of the respective regions.

  • Name of interviewee:阮老古

  • Interview by:陈永明

  • Recording operator:曾经炜

  • Proofreader:陈永明,陈乙燊

  • Geographical info:福建省厦门市厦门港沙坡尾阮家

  • Time period:2018年9月

  • Pictures:

人民公社的划分与捕鱼作业的方式有关

阮老古:在人民公社时期,五一社就是网船,就是在曾厝垵附近捞鱼的那种小船。劳动社是内港捕鱼的,在内港叫钩钓船,但船也是比较大的。渔民有两种,一种在外海一种在内海,像我爷爷这代是在外海捕鱼,我外公这一代是在内海捕鱼。   当时是小部组织起来叫小社,不是那个运动社,比人民公社还要小,像现在的生产队就是这样。那些机构是这样构成的,一个公社下面起一个生产队,生产队下面有几条船,一条船就是一个小组。跟我们工厂一样的,场务,车间,小组,分组这样子的。

外海的党员比较多:对外监视,对内监控

陈永明:和台湾对抗的时期,基本上外海的党员比较多还是内海的党员比较多?

阮老古:外海。

陈永明:那当初是不是先培养一个党员,后来再让他去挖掘船上其他的进步分子?

阮老古:和地下党一个样的。也就是说,船上的干部既可以观察敌人的动向,也可以看一下船上谁进步谁反动。

阮老古:中共这样秘密地发展这些地下党员就是方便侦察,也方便监督有没有叛徒。

内海渔民以发放宣传品为主

陈永明:还有发放一些宣传品?

阮老古:宣传品一般都是在内港的渔民发放的比较多

陈永明:如果侦查就是外港?

阮老古:侦查就不一定了。都是参杂不齐的,基本上是这个规律。

遭遇国民党之后的诉苦式话语

阮老古:如果被国民党抓走了,渔区内部流传着三十几条口供。抓到了以后,你要说我家里父母都100多岁了,孩子有5,6个。要让国民党可怜你放你走。国民党有个很坏的作风就是看你出海被抓了,如果你头发烫的好,衣服穿的好,就推测你就是共产党或者是共青团的。他们是这样来判断渔民的身份的,而不是像我们通过你这个人讲话谈吐和言论来判断你这个人是不是党员。国民党很臭的,这个作风真的很糟糕。不过他现在倒台了,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统战政策与情报工作

陈永明:阿伯,那后面为什么厦门港龙珠殿、龙王宫的发展,又要把台湾这边的东西给整合进去呢?之前跟台湾又是对抗又是打仗,后面又缓和了,你觉得为什么呢?

阮老古:因为这里面有一些个人的人际关系在,比如在国共对抗期间厦门港的渔民到了台湾又回来了。还有我们共产党利用这个统战政策,通过民间的统战政策的实施来收买民心。像现在,我们国家有30条惠台政策,厦门35条惠台政策。现在,台湾过来大陆可以办居住证的,跟大陆居民享受同样的政策,创办企业免税,什么居住3年免税,居住8年就把人心买过来。你想啊,如果我在台湾出生的,我在台湾生活的好好的,我何必靠过来靠过去呢?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在台湾岛,真正的台湾本岛土著没有多少个,不同时期福建过去的人比较多。国民党撤退的时候,就是北方人比如河南的、山东的、江苏这带过去台湾的比较多,因为士兵很多都是这里的。福建过去的几本书都是泉州地区、漳州地区、厦门地区、福州地区迁移过去的。像台湾南部就漳州人比较多,在北边就是外省人比较多。这个跟我们厦门一样的,厦门开的士的司机,住在前埔、西林、龙山顶的都是河南的;住在莲坂的都是江西的;住在立林的都是东北的,就这么区分的。我们中国人到南洋去,印尼都是南安的;菲律宾晋江和泉州非常多;新加坡都是厦门、安溪的;越南、柬埔寨都是广西广东的。你过去了以后,你认识的那些人介绍你都在一个地方的。

陈永明:阿伯,统战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很强的宣传意识了?

阮老古: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在抗日战争就有了,很厉害的。国民党最怕共产党的就是一个统战政策;一个是情报工作。我们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时候,有成立特工科,当时最大就周恩来,陈赓,后来就是李克农。

陈永明:那像以前渔民里面真正做特务的人多不多呢?

阮老古:以前公开特务身份的人不多,都是上面特别来布置人这样被派来的。比如我是厦门的,我就被安插到厦门来。比如,原来在老城区检察院附近的几条渔船的船老大,就是上面派的人直接找到他们的。有时候你工作单位的领导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上面就是派两个人来调查分类你这个人的情况,比如你家庭有什么情况,然后回来直接向线人汇报,然后上一级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可靠了。

陈永明:那之前水上派出所他们是属于什么部门管呢?

阮老古: 是归公安局管的。

陈永明: 那部队会管吗?

阮老古:后来变成武警,武警性质差不多是一样嘛。现在基本上水上派出所这些沿海的,像曾厝垵派出所、沙坡尾派出所,何厝派出所、海沧那边几个,反正靠沿海基本上都是武警在管,内陆都是公安民警。武警原来都是公安部队的,武装公安部队的,当时有任务才发下去,他是配备比较齐全。

渔民的贡献

陈永明:那之前攻打台湾,厦门港的渔民贡献大不大呢?

阮老古:渔民主要是帮中共争取情报嘛。但还没有到渔民帮忙带解放军过去解放台湾的那个阶段。在当时,如果你用渔船载解放军过去,要一天才会到台湾岛,怎么打?当时空中都是国民党占领的,到1958年之前我们的天上还是被国民党控制的。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空军把高炮都移到沿海这一带,这是我曾经亲眼看到的。当时我们空中的力量都是被国民党控制的,没有制空权,他什么时候要来炸我们都不知道。

炮击金门

陈永明:那之前的炮击金门是什么情况?

阮老古:炮击是在岸上打的,国民党的炮兵他们是打不过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金门是小地方,它的四周是一片大陆,北边是同安、大嶝岛小嶝岛,西边是我们厦门,旁边是龙海,只有大担岛和小担岛是被国民党控制的。

陈永明:中共当时都是在什么地方炮击金门?

阮老古:胡里山炮台,黄厝,前埔。炮口的位置都不在前面,都在后方,没有在沿海。沿海有个石洞就是定位海岸炮,就是要打的时候,那个点能开,里面弄都是混凝土结构的,一炮两炮过去就收进来。

阮过水与龙珠殿

陈永明:阿伯,阮过水在1989年就开始想复建龙珠殿(厦门港渔民的传统渔业庙宇之一),然后1991年把这个庙盖起来的时候,1995年阮过水开始搞了第一批送王船,那时候大家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阮老古:那时候很少人去看,很多人不敢去参加。当时搞封建迷信要被抓的,我们的胆子已经变很小了,就怕他共产党政策随时会变。

陈永明:那1990s的时候是怎么看待台湾的呢?

阮老古:我们对台湾这个事其实关心的不多,国家的事情。

陈永明:会不会那个时候说怕去提及跟台湾有什么关系,万一一提别人说你是间谍。

阮老古:就是怕牵连嘛,以前像是我们这些党员对于这些关系要搞很久。一旦出了什么问题,都不知道要被共产党审查多少次。

陈永明:审查有没有跟台湾跟间谍这些有关系?

阮老古:反正就是共产党运动,我们这些历史上家庭有一些问题的都要被审查的,都不好过日子。

陈永明:那时候阮过水回来其实大家都很怕的吼?都不懂这些风向标会往哪里摆吗? 

阮老古:阮过水对共产党了解比较透彻,他是预备共产党员,只是没有转正。

陈永明:他是胆子很大,我看他每次都是走在前线的。

阮老古:他原来就是民兵队长嘛,后来是纠察队长。海面的巡逻,接放传单都是他在组织的,上级派给他来组织的。他在海上权力很大,队里要派什么船出海,他一发指令渔船就过去了。我们共产党有一个特点就是领导缺少监督,才会造成阮过水后来的叛逃事件。

陈永明:那在当时他的权力真的很大。我看原来1959年《厦门海防前线》的一本书还专门有一篇是介绍他曾经的事迹的。

阮老古:他放传单,抓特务的嘛。

陈永明:结果他自己叛逃了,跑到台湾去了。

阮老古:那是没有抓到,有抓到就判刑了

陈永明:那他1980年代、1990年代初回来也没有人去管他这个事了?

阮老古:那时候欢迎台湾那边的人回来。共产党就是政策很能宣传,一个小兵回来谁去管你,要是以前的师长、军长回来,直接就抬上刑场了。

陈永明:那阮过水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龙珠殿可以光明正大的搞起来了,也不用怕中共的政治审查这些东西了。

阮老古:他不是像我们大陆人想的这样,他本身也是乩童,他的思想观念和我们不一样

陈永明:那什么时候龙珠殿那边开始公开露面了,他也不在底下偷偷摸摸去做这些事情了。

阮老古:那是到2000年以后了。我是到2005-2006年才去帮他整理那些宫庙档案的。所以他的那些历史我基本都知道,但是还不够全面。你看我当时帮龙珠殿申请参加道教协会的文件还不是很详细,只有一个大概。以前庙里的那些董事也都不清楚庙的历史。

集体设施建设,“城乡双轨制”与建造房屋

陈永明:国共对抗那时候厦门港有没有进行一些建设活动?比如渔民和政府有没有搞一些什么集体建设的项目?

阮老古:政府有建工厂。厦门港的鱼肝油厂是最早建的,1953年建成。后来1958年就有水产造船厂、冷冻厂、渔具厂、水产公司、水产购销站这些,还有现在这个大的造船厂。这些工厂都是1958年以后建的,1959年困难时期都在搞这些。

当时我就教育我周边的渔民说,这个政策在一个单位一个渔捞公社就是两种政策。渔民在岸上了就是按照岸上企业职工的待遇,农民不像农民,工人不像工人,到退休的时候退休金一个月才252块。我几个堂兄弟都是渔民,他们的工资都是这样的。我说你们拿252块比我们还好,我们现在拿1000多的退休金是相当于你们的4倍,但是在以前你们的收入是我们的10倍。我们当时一个月工资才37.5块,你们渔民一个月出海4次,一个来回就有将近100块的收入,一个月至少有300多块。那你一个月300多块,我们一个月才37.5块,在当时是不是我们的10倍?

我说当时困难时期,你们渔民一个月大米48斤,我们岸上的居民一个月大米才33斤,你们渔民一个月要比我们多吃多少大米。我们一家人的购买证到春节只能买半斤的高粱酒,你们船上一个人一个月就可以买半斤高粱酒。我们只有到过节日才有半斤,而渔民每个月都可以买。在厦门港年轻人走在大街上,戴金项链的那么大的都是渔民,我们工厂里的工人哪里有金项链戴啊。当时,在蜂巢山附近盖房子的都是渔民,我们工人哪有钱去盖啊。我们娶老婆,娶龙海的女人在厦门市是没有户口,因为在当时农村户口不能进来厦门,但是渔民的老婆是可以进来,他们渔民的户口是在水上派出所的,就算老婆是龙海的也可以来厦门市办理户口,挂到厦港街道。

所以我才说共产党给了你们渔民那么多的优惠和政策,你们有什么好发牢骚的?你们是享受在前,我们是享受在后嘛。你们当时一个月几百块钱,我们才37.5块,又要娶老婆又要养孩子,我们当时吃饭很多都是配那个咸菜,你们天天大鱼大肉。我们买个小米酒,一瓶都要喝好几天,所以生活就不一样了。所以我经常对渔民的亲戚说,你们不能抱怨,再抱怨你们就不好了,哈哈。

陈永明:那阿伯,你说他们渔民那时候赚了那么多钱都到哪里去了? 我看他们现在过得也不是很好。

阮老古:喝酒啦,赌博啦,钱都花掉了。当时绝大多数渔民都不懂要购买房子,没有这种观念啦。我们闽南有一句话,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说:嫁给了捕鱼的丈夫,天气好的话,丈夫可以回来;要是遇到了坏天气,丈夫可能就没了。晚上出去捕鱼,如果遇到台风一整条船可能都没有了。渔民平常要看云怎么飘来预测天气,所以说走船跑马三分命,跑马摔下来就死了,船一遇到台风就完蛋了。所以你现在在厦门港要找到完整的渔民家庭在海上没有出任何问题的是很少很少的。比如我家,我父亲一共4个兄弟,一个没有出海,另外3个出海捕鱼的只有1个还活着。我最小的叔叔和我父亲都在海上遇难了。

陈永明:阿伯,我问一下,你什么发现渔民开始在岸上大面积的建房子了?

阮老古:大面积?这个应该是在文革以后吧。

陈永明:我这几年在厦门港调查,访谈问了一个姓欧的船老大,他们也说大概是文革以后大面积开始。之前像渔民宿舍,1950s年就盖了,里面的房间也不多,才一二十间,但整个渔区渔民都有2、3千人。

阮老古: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啊,上厕所都没有地方,也没有阳台,很不方便。一家人最好的居住情况在当时,一厅一房已经算是最好的了。

陈永明:那那个时候渔民宿舍为什么盖这么少啊,都没办法分配下去。

阮老古:经济问题啦。

陈永明:那在当时谁才有资格住到那里面去啊?

阮老古:船上生产队谁都没有房子住的,几代人就住一间就这样拼的嘛。反正什么政策共产党都能给你,表面上说住房最困难的能拿到住房的配额,但实际上,有的并不是这样,只能争嘛,让领导先拿。

陈永明:阿伯,那你觉得毛泽东的时代和邓小平的时代,这两个时代哪个对厦门港的影响比较大?

阮老古:这不好说,毛泽东的时候大家生活都一般般,我不能笑你,你也不能笑我。到邓小平的时候就出现巨大的人民差距,犯罪也变得非常多了,邓小平想到把这个门打开,但是有没有想到要如何防止苍蝇蚊子飞进来。没有这一步。

Interviewer: Chen Yongming

Interviewee: Ruan Lao 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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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ript Notes


None

  1. Consider the ways in which the Cold War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as a clash over both ideas and material realities.

  2. How did the Cold War drive or impede the spread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globally?

  3. Consider the role of religion and religious institutions as a counterweight to Cold War ideology in China and Asia more broad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