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With Zhang Guohe

• Name of interviewee：张国和

• Interview by：吴超慧、王颖

• Proofreader：陈永明、陈乙燊

• Keywords：炮连；渔民合作社；阮注成；江贼目船；擒获；台海渔民；气球；日用品；宣传品；食品

• Biographical info：张国和，男，祖籍惠安濑窟。1944年生于龙海县浯屿岛，1948年随母亲迁到厦门港旧鱼行口。自幼家境贫寒，父母早逝，靠长姐抚养成人。1961年初中毕业后到厦港渔区工作，先后担任过厦门市海洋渔捞公社文书收发，办事组副组长、组长，公社副主任。1982年考入厦门市委党校外经干部专修班进修，两年后毕业，调入厦门市水产局工作，任厦门市水产局副局长，退休后被推选委厦门市渔业协会第一、二届会长。

• Geographical info：中华儿女美术馆一楼琥珀书店

• Time period：2013年8月、9月、12月

• Source：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口述史：厦门港记忆》，厦门：鹭江出版社，2014年。

冷战初期紧张氛围

那时厦大一带驻扎有炮连，曾厝垵也设防严密。当时我十来岁跟年纪比较大的孩子，到曾厝垵挖地瓜，捡花生粒路上部能看到民兵扛着枪，他们问我们为什么来这儿，并且不让我们再走过去。当时的塔头也是戒备森严，连学生都不能去，搞得气氛很神秘。如果随意到海边走动，很容被人怀疑是不是要下海偷渡投敌。总之当时管得很严，山上有观察哨，也不让民众到山上去。外地人很难走进来需要接受盘查。厦门本地人也要会说本地话的才能来厦门港走动气氛是非常紧张的。

因为渔民要出海，属于容易被台湾的国民党兵抓去发展的对象，所以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和政策。当时部队就在渔民当中发展一些积极分子，一般是船上的主要成员，都是一对一发展，渔民自己也不知道船上的谁是积极分子，搞得跟地下工作者一样。这些事没有公开，因此很多民兵的事迹未得到表彰，到后来有很多渔民找我们，证实当时做的工作，同是否能在待遇上给予一些补助。

渔民特殊化

当时对渔民也有特殊化的照题。渔民因海上生产辛苦，所以给他们设立了渔民合作社，专门特供生活物资，如烟、酒等等。在鱼市场门口，还设置了渔民小卖部，供应比较好的产品，如面粉等，这叫作“渔民特供店”，当时惠安、龙海这一带的人很多嫁到厦门，到这边发展，不过外地人还是很好奇，觉得这里是前线，随时可能打过来，他们居然还可以在这里安住下来。

擒获与被擒获

6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厦门港的这种紧张气氛会淡化些，但是涉及海上生产工作时还是会比较警惕。厦门离金门、大小岛近，渔民出海要经过台湾海峡、金门料罗湾，国民党兵会抓渔铅，所以还是挺紧张的。

当时我在渔行公社工作，我的同事阮注成就是渔民出身，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他曾在船上被国民党官兵抓到料罗湾去，后来不仅机智脱逃，还抓了押船的国民党官兵。当时的经过是这样的，溃逃的国民党军队从厦门劫走渔船29艘，这些船大部分被关在金门的后铺港准备接着一起送到台湾岛去。为了防止厦门渔船外逃，驻守金门的国民党军，专门设了一个管理所，严密监视厦门渔船的动静。船上的渔民想回家呀，就不断想办法要逃出去。我同事阮注成当时是一船上的副船长，负责夜间值班。有一次，渔船要转移到嘉礼头避风，他就趁机联络另一条船，叫江贼目船的，准备一起逃脱。渔船驶离港口后，在料罗湾附近转向北淀，阮注成利用两船靠近的机会，向江贼目船发出“帆拉紧”的暗号。这个时候，江贼目船上的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副班长发现情况不妙，对着阮注成船上的国民党军副连长喊道：“你们船上的要造反了！”说完准备跳到阮注成的船上，阮注成及时把大舵一偏，两船距离拉开了，国民党军副班长掉进了海里。这个时候，阮注成船上的旺成、阮再成一起扑向国民党军连长想夺下他手中的枪，渔妇阮美治见状就用力地咬国民党军副连长握枪的手，帮旺成夺下枪，船上其他人员看到副连长被制服，只好械，此时，江贼目船也结束了战斗，共擒获国民党官兵11人，于当天下午胜利抵达晋江围头湾，我一参加工作，注成就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说主要还是趁着国民党官兵海上作业疲惫，抓到了好时机也是因为被抓去的船上渔民比船的国民多，所以抓住他们看管疏忽的机会，反而把他们给抓回来了。在晋江围头湾，我们的部队就把国民党官兵带走了，于是这两艘船都立了功。

可也不是都能顺利脱的，从20世起50年代到年代，国民党军队就经常封锁海面，炮击渔船，抓扣渔民。就在我工作的时候，还碰上这样的事：1964年7月，厦门海洋渔捞公社的一些渔船，在台湾海峡的外斜渔场作业，因为离台海澎湖的大屿岛比较近，伪装成渔船的国民党军队船只窜人渔场，采取突然袭击，抓扣了正在附近作业的厦渔“101号”和“406号”渔船，要把他们拉往澎湖。当时，“101号”大船上只有船长、轮机长及一些妇女和小孩，他们以竹排还在海上为由，一边同国民党军周旋，一边向附近的竹排发出回船信号。国民党军看到渔船只顾收竹排，不愿意跟他们走，恼羞成怒，当场开枪打伤了船上的一位妇女。这两艘渔船被强行拖往澎湖大屿，把正在海上作业的18只竹排、22名渔民丢在海上。竹排上的渔民看不到渔船，22人一条心，18只竹排围拢在一起，采取平潮摇橹、逆流抛顺流漂流的办法以保存体力，在海上艰苦奋战了17个小时后，他们才被其他渔船救助回到厦门港。被劫走的两条大船上还有二十来个渔民，船被拖往澎湖大峪后，渔民被关在岸上的一间小学内，每天被叫去询问，搞政治宣传等，还派了二十多个国民党兵轮流看守，渔民们平时只能在操场活动。渔船被扣押了近两个月，才放回厦门。回到厦门，我们也需要询问这些渔民，一开始还不能让他们回家，要留在船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上去了解情况。也有请他们下来，到工作组的办公地点问话。刚开始，渔民的抵触情绪很大，说：“怎么国民党关押我们，回来你们也不信任我们？”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出于工作需要，这样的问话还是需要进行。我那时比较年轻，但是跟渔民关系处得很好，所以就叫我去问，也就大致了解到以上情况。

台海上的“宣传战”

不过，虽然台海形势紧张，但还是能感受到台海渔民一家亲。他们同在一个渔场作业，在海上经常相遇，台湾渔船钓金枪鱼需要活鱼作饵料，我们的渔船就会送些给他们。台湾渔船在海上机器坏了回不了台湾，我们的渔船就把他们拖回港内，帮助维修，补充物资后再让其返回台湾。随着海两岸关系的缓和，厦门港渔民与台湾渔民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新中国成立前夕被抓往台湾的厦港渔民，也通过各种渠道大陆人的信息，寄送些物资，有的甚至同来探亲。

台湾那边对我们，也不断改变策略。1961年的时候，我在办公室做文书、文秘工作，1964年以后就开始涉入到渔民生产工作中去，负责做一些后勤工作，所以我了解到，早先咱们的渔船活动受国民干扰，他们不让过，会来抓，到了60年代初，他们不抓也不打渔民了，而是改变策略：发宣传品，送渔民毛巾、思容、香烟等，跟渔民宣传台湾的生活多么好。小金门附近，有国民放气球过来，他们在气球底下放了很多日用品、食品和宣传品，气球在空中飘一段时间，气不够就掉下来，在水上漂。他们也会把物资装进密封的塑料管，放在海上漂。顺着潮水，这些塑料管会漂到我们这边的的，可里面不一定都是宣传品和物资，有时也放爆炸物——我少年时期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在白城海滩上就看到这样的塑料管，他很好奇，就去拆，没想到打开时竟然爆炸了他也因此被炸断了双手。

那时候海上相遇，有时国民党兵也会直接送给渔民各种物品。渔民会上缴宣传品，包括一些印有“中华民国”和老蒋头像标识的日用品。我刚好负责收缴这些东西，尤其是那些宣传品，有一间小仓库堆得满满的。其他一些日用品就不必上缴了，像烟酒之类，渔民自己可以留着。因为当时政治上比较敏感，凡与国民党兵船相遇，回来都要被请去谈话，船长、组长全部被请去派出所了解情况并做记录。不仅派出所，对台办、公安局的很多人也要来听他们介绍情况。渔民正常的生产作业因为受到这些政治因素的影响，被搞得很复杂，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我们就只能开辟新渔场了，否则生产会受到很大影响。